国美电器原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内幕交易案上演“未了局”。

　　7月24日上午9时30分，黄案引发的民事赔偿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按业界人士的描述，“这是国内正式开庭审理的首例内幕交易民事诉讼案。”

　　“庭审中，双方主要是交换了相关证据，发表了初步的质证意见，没有宣判最终结果。”昨日晚间19时左右，上述民事诉讼案的原告方律师、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张远忠对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表示，“预计，北京二中院下一次还会开庭审理该案。”

　　据本报得到的信息，开庭审理前，发起诉讼的股民原先有4人，但最终有两人临时撤案。而另外两位股民的索赔金额追加到了700余万元。不过，案件何时宣判目前尚不知晓。

　　对于这起案件，东南大学法学院张马林律师对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表示，影响案件走势的关键还是证据，但不可否认的两点事实是：首先，黄光裕确实进行过内幕交易；其次，肯定有股民在当初的交易中受影响。同时，就长远看，该案有很强的借鉴意义，或将为今后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案的民事诉讼和索赔树立“标杆”。

　　赔偿：

　　700万元根据何来

　　针对黄光裕的内幕交易罪，最高法今年5月底披露的细节显示，他曾于2007年4月和2007年7月至8月间，两次操纵上市公司中关村的股价，进行内幕交易。同时，黄光裕等人的账面收益最终超过了3亿元。

　　黄案宣判后，黄光裕本人未能走出法律层面的争议——2011年2月，小股民李岩认为，2007年购买上市公司中关村股票时，由于受黄光裕内幕交易的影响，因此，准备将黄光裕告上法庭，索赔当初交易时的损失155元。

　　据张远忠介绍，去年9月6日，该案曾开庭审理，但因辩方提出的“管辖异议”，加之临时将索赔额度大幅提高，李岩去年9月16日将案件撤诉。紧接着在9月21日，北京二中院又受理了吴某等4人诉黄光裕证券内幕交易责任纠纷案，但诉讼金额提升到了令人咋舌的700余万元。

　　“这个赔偿数额不是没有依据，更不是临时随口喊出来的。”张远忠对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解释，“因为，我们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，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细节，因此才将索赔金额大幅提高。”但对于“新的细节”，张远忠未作过多解释。

　　焦点：

　　损失是否与内幕有关

　　据张远忠介绍，昨日庭审中，原告和被告主要是就相关证据进行了质证。“我们提供的证据主要有两方面：首先，当初的交易确实出现了损失；其次，交易的股票确实与内幕交易有关。”张远忠表示。

　　“对方坚持认为，股民的损失与内幕交易是否有直接关联，尚不确定。”张远忠介绍，他们给出的原因包括当初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、K线图、汇率因素、上证指数本身的涨跌幅等，“但我们的疑问是，上涨指数上涨下跌、印花税调整、存款准备金率不是必然影响到中关村的股价”。

　　“也就是说，案件的关键点在于，股民造成的损失到底与内幕交易有没有关联。”江苏诺法律师事务所吴俊锋律师对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说，“这客观又引出了案件的第二个关键点：谁来举证其中的因果关系？原告方寻找的观点是不是能足够支撑起本案的关键证据？被告又该不该主动承担其中的举证责任。”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被告方代理人许敬斌律师已对媒体介绍，黄光裕一方强调，原告损失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由谁来证明。“按现行法规，谁主张谁举证，这个证明责任在于原告而不在于被告。”他对媒体说，“原告律师一直称举证责任倒置(被告主动提供证据)、因果关系的推定问题，他认为这是一种国际惯例，其实这种规定只限于美国法的规定，而不是全球通用的规定。”

　　借鉴：

　　或成民事诉讼案标杆

　　“虽然仍需等待最后的宣判，但不可否认黄光裕确实进行过内幕交易、部分股民确实受到过损失。”张马林对本报表示，“站在这个前提下，股民索赔成功的几率很大。因为，民事案件要以刑事案件事实为基础准则，有关部门不可能忽视这一点。同时，从宏观大背景下，证监会等部门一直在强调保证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。”

　　“当然，民事诉讼宣判后，不会对黄光裕现有的量刑产生影响，但肯定会对进行诉讼的股民进行赔偿。”张马林认为，“不过，最终赔偿的数额到底会不会是申诉时的700余万元，尚需法院对犯案情节严重与否的认定。”

　　在张马林看来，抛开争论本身，案件本身带来的积极意义不可小觑，“对未来司法制度，甚至是立法和修正法方面的改进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”。同时，此案将对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，以及损害中小投资者的不良行为起到警示作用。对此，去年9月，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曾对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表示，中国《证券法》没有完全对内幕交易行为进行“提前性的法律保护”，而内幕交易发生后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“暴露了法律层面的被动性”。

　　张远忠则期望，希望法院借该案件把相关的审理规则加以明确，同时推动一下中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。国际金融报 黄烨